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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国,任职于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1927年为湖南区委员会委员时,在长沙领导地下活动。那年冬天被省政府当局逮捕下狱,旋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于是他死而复生并且遇救,进长沙湘雅医院调养,仍继续指挥共党活动。

因而产生1928年间在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所发生的小型暴动事件,于是为省府当局所发现。他在第二次被捕后叛变,在湖南做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的政治教官。

在任的自述中曾经提及几件“政治反共、实际反共”的得意之作。其中一件是针对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任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救国”与之相抗衡。

这个口号把“攘外”和“安内”两方面结合起来,既强调要救国,又暗含消除异己的意思,显然比“攘外必先安内”高明得多,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经提出,立即产生影响。

不仅如此,任卓宣还时时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不要一心抗战,忘记“安内”。左翼知识界猛烈批驳叶青的“谬论”,直指他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有关高层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

1949年7月,任卓宣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又代理部长,他奔驰往来于中国西南部,指导宣传业务,反复讲演反共问题并剖析对时局的看法,以鼓舞士气。

到台之后不久,任卓宣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任教于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并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他仍然笔耕不辍,研究三民主义、撰写反共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

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他写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论述了。……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任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实在堪称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也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等都亲自到场祝寿,祝寿礼堂挂满了赠送给他的屛联、书画和诗词,可谓盛况空前,荣耀一时。

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送的祝寿诗比较实在,其中有两句一语中的:“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XLW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

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这个“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他一激动,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

他是开国元老,毛主席下令永不启用,晚年凄凉,鲁立阁丹东新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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