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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而是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

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

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

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逮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

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境,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也就崩溃了。

涂孝文被捕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后来,受狱中革命同志的感染和影响,涂孝文思想发生了变化,想重回党的怀抱。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

据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个蒲华辅,被捕前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

他是开国元老,毛主席下令永不启用,晚年凄凉,鲁立阁丹东新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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